張積文｜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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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原文刊登於《新大陸》詩刊 2005年10月90期
世紀之交中國詩教論戰的回顧
張積文
世紀之交，關於中國詩教，即關於中學語文教材的新詩篇目，爆發過一場激烈的論爭。論爭的焦點是，哪些新詩應該進入中學語文教材？原有的篇目是否過於陳舊？詩教育是否存在嚴重弊端？由於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觀念和既得名利，發難的一方很快就遭到了反擊，一些反擊文章火藥味很濃，脫離了正常的學術討論的軌道，使人們見識了文革遺風。不過，這場論爭對於接下來的教材改革還是產生了實際的影響，一些被質疑的詩篇不復見於新版的語文課本。這場論爭主要是以《星星詩刊》與《華夏詩報》對陣，捲入論爭的報刊很多，有《雜文報》《文藝報》《中流》《書屋》《文學自由談》《芙蓉》《都市》《詩神》《銀河系詩刊》《新國風詩刊》《名作欣賞》《時代青年》《語文學習》《重慶晚報》《重慶日報》《烏江》《琴與劍小詩》《夏風》等二十餘家，《文學報》《作品與爭鳴》《中國文化報》《詩選刊》《詩刊》《淮風詩刊》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》等報刊則轉載了論爭文章或發表了綜述文章。
從1999年第1期開始，《星星詩刊》開闢了《下世紀學生讀什麼詩？——關於中國詩歌教材的討論》專欄。其“編者按”指出：“嚴重滯後的中國新詩教育，使中國社會失去了與其思想、經濟發展同步的審美機遇。”“當我們翻開幾十年來大同小異的學生語文課本時，竟發現裏面為數不多的幾首詩竟教育了幾代人；這真是中國詩歌的自我封閉！”
第1期發表了兩封來信。詩人、中學教師楊然在題為〈呼籲調整教科書中的詩歌教材〉的來信中，對於當時中學生對詩的疏遠和誤解的現狀感到憂慮，“就目前我國現行的中學語文課本中的詩歌教材來看，無疑太單一了，太落伍了，與現代詩的蓬勃發展很不相適應。”“調整現行教材中的詩歌教材，勢在必行，非這樣不可。”初中學生李莉娜在信中說：語文書上的詩歌“讓好多人認為新詩就應該是這個樣子，所以對報紙刊物上的新詩感到奇怪”，她的困惑是：“請問課本上的詩歌是不是像別人說的‘太舊了’，如果是，那麼為什麼還要學習它們呢？”
林文詢在《星星詩刊》第2期發表〈青春缺席〉：“面對這老掉牙的課本，扭曲變形的課本，我們能說什麼呢？我只能說：青春缺席。這缺席是雙重的，青春在課本中缺席，孩子們也在詩教中缺席。”
毛翰在《星星詩刊》第4期上發表〈陳年皇曆看不得──再談語文教科書的新詩篇目〉，認為現行中學語文教材中的詩篇多“僵化陳舊”，“重思想教化，輕藝術質地”，並指名批評賀敬之、柯岩的詩作。他指出《桂林山水歌》在“百花凋零，餓殍遍野的1959—1961年，仍然高唱‘祖國的笑容這樣美’”，在“三分天災七分人禍，數以千萬計的同胞無疾而終的年頭，祖國怎麼還會有笑容？詩人怎麼還有如此的好興緻？”認為那是典型的“假大空腔調和粉飾太平”。關於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則疑其藝術成色，指其缺乏創意，與1963年12月號《詩刊》發表的王洪濤的〈莉莉──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〉一詩相比，其構思與謀篇“英雄所見略同，‘同’到如此程度”。這一期還刊發了宋冬遊的〈新詩基礎教育令人擔憂〉。
《星星詩刊》第5期有聶作平〈我也說幾句〉：“對我而言，喚起我的詩歌熱情並進而進行詩歌寫作至今的，的確不是教材中的什麼〈天上的街市〉〈桂林山水歌〉以及〈回延安〉或是〈王貴與李香香〉之類。”“不論是〈有的人〉還是〈甘蔗林──青紗帳〉，均以極其膚淺的詩味──如果它們還有的話，和極其可笑的說教色彩使人望而生厭。”
接下來幾期，相繼發表古遠清、石天河、伊甸、張執浩、鄒建軍、葉櫓等的文章，尤以第10期發表的陳良運〈“詩歌美育”續議〉和毛翰的推薦篇目引人注目。
陳良運〈“詩歌美育”續議〉說：“我對中小學語文課本所提供的詩歌篇目極為不滿，之所以突出‘美育’，是對將詩作為政治教育而言的。我對〈回延安〉一詩頗為反感，覺得作者是在人為地強化那種‘革命感情’，強化過之，有偽情之嫌。”聲稱1997年版的高中語文課本將“早已被很多選本擯棄的豪言壯語‘氣吞山河’、發表於大躍進時代（1958年）的〈三門峽——梳粧檯〉照選不誤，並在詩前的提示中大加讚揚。編輯的思想迂腐，令人扼腕而歎。”
毛翰的〈請君莫奏前朝曲，聽唱新翻楊柳枝——中學語文教材新詩推薦篇目〉，列出了19首新詩（此文發表于《語文學習》1999年第10期時，為20首），並逐一附上推薦理由。推薦篇目中，原有的只保留了艾青〈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〉和舒婷的〈致橡樹〉兩首。毛翰強調，教材所選詩篇必須具有經典性，而不是史料性，更不是反面教材。
其間，《星星詩刊》還在第2期刊登成都石室中學座談會發言摘要〈中學師生如是說〉，在第7期刊登四川師範學院中文系討論紀要〈心靈之約〉，在第10期刊登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杜華、南野等就當下大學生的新詩經驗進行的問卷調查，表達著師生們對新詩教材改革的強烈呼聲。
隨之，維護中學教材現有新詩篇目的反批評文章也紛紛發表出來。
《星星詩刊》第6期刊載胡笳的文章〈讀毛翰“陳年皇曆看不得”有感〉，認為不能從時間遠近和“皇曆”的新舊來判定詩篇的思想、藝術價值，認定毛翰對賀敬之和柯岩的批評毫無道理。
《星星詩刊》2000年第1期刊登勞犁的文章〈向〈“詩歌美育”續議〉請教〉，認為陳良運對賀敬之〈回延安〉〈三門峽——梳粧檯〉等詩的批評，“偏執導致了立論和例舉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尷尬”，按照陳文的觀點，“理想的詩教材是決計編不出來了。”
這一期《星星詩刊》還登載了劉章的〈我說說“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地跳”〉，為賀敬之〈回延安〉辯護，駁斥陳良運。
《星星詩刊》2000第2期登載雷業洪的文章〈批評慧眼與迷霧遮蔽——評關於詩歌教材討論的一些情狀〉，將那些批評語文教材新詩篇目的文章的觀點歸納為“說教說”、“偽情說”、“略同說”、“過時說”等，並一一進行批駁。雷文認為，在這些問題上，那些論者的“批評慧眼”被其“詩學觀上的片面性與討論態度上的浮躁性等構成的認識迷霧所遮蔽，使之彷彿變成了眇目。”
廣州的《華夏詩報》則一連7期發表反批評文章。
1999年9月15日的《華夏詩報》刊載了署名諸葛師申的長文〈不廢江河萬古流——評毛翰等有關“中國詩歌教材的討論”文章〉，認為《星星詩刊》上發表的文章“嚴重歪曲和否定”在詩史上早有定論的詩人的詩，批評毛翰“把歷史割裂開來”、“擺出一副虎踞龍盤的架勢”、“亂吹一通固然使人感到厭惡，而蠻橫無理地打倒前者，強拉硬扯地抬舉後者，隨心所欲，卻又令人感到太狂妄了，太霸道了！”批評楊然，“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要推新潮詩出臺，佔領‘新詩教材’”。
苗得雨在《華夏詩報》1999年10月25日發表〈也說“陳年皇曆”與“滴水不沾”〉，批駁毛翰。原來，除了〈陳年皇曆看不得〉一文，毛翰此前還曾就《琴與劍小詩》載文批評今人寫詩“滴水不沾”即所謂脫離時代政治，發表過〈滴水不沾又何妨〉一文，說過去我們見過太多的“寫中心唱中心”的應景的速朽的東西，這種東西不寫也罷。同期《華夏詩報》還刊載葉知秋的〈全盤否定，辦不到！〉。
《華夏詩報》2000年1月1日刊載金紹任的長文〈“輕薄為文”的典型〉，為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和〈桂林山水歌〉辯護，認為毛翰的批評是“胡攪蠻纏”，是“輕薄為文”。
2000年2月25日《華夏詩報》刊登了柯岩〈致《星星》主編的公開信〉，針對該刊發表“詆毀和漫駡”的文章，尤其是毛翰“明（暗）示讀者：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〉為‘抄襲’之作”，表示自己保留通過法律起訴《星星詩刊》及其法人來保護自己人格、名譽的權力。
2000年4月25日《華夏詩報》發表賈漫〈否定老一輩詩人就是否定了一個時代〉，穆仁〈核心是否定新詩六十年的成就〉。
2000年6月25日《華夏詩報》繼續這一話題，刊載艾芝的〈一堆泡沫的破滅〉、丁國成〈詩論“三失”〉、陸棨〈我對這場爭論的看法〉和冉莊〈一股不可忽視的文學思潮〉。
2000年8月25日《華夏詩報》刊載署名何之的文章〈對“何其相似”冤案的群眾判決——群眾把《星星》詩刊和毛翰們推上了被告席〉，用醒目的黑體字提請人們注意“當前有一股借‘中學教材改革’之名貶低和否定五四以來光輝文學成就、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的黑流”。
此外，1999年8月1日，成都的《琴與劍小詩》第11號刊載熊光明的文章〈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〉，說“排斥、否定五四以來的某些老革命詩人的作品，弦外之音很清楚，是要取而代之。他們鼓吹現行教材趕時髦，把九十年代先鋒派的破爛貨塞給孩子們。”
《琴與劍小詩》第12號、第13號連載沙無蘚的文章〈危言與狂言：世紀之交的浮囂〉，稱“一旦詩歌史上的豐碑被推倒，那才恰恰是‘誤人子弟’、‘摧毀一代人’！”
《中流》1999年第11期發表熊光明〈什麼是真善美？什麼是假惡醜？〉，轉載諸葛師申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。
湖南《芙蓉》文學雙月刊2000年第1期發表金紹任的文章〈《星星》的蚍蜉與毛翰的第九種自殺〉，繼續為賀敬之、柯岩等人辯護，並從毛翰的組詩〈自殺的八種方式〉生發開來，認為“寫詩玩賞自殺方式，是毛翰自己詩人價值的自殺；輕薄為文，狂妄而胡亂，是他對自己學人價值的自殺。”
重慶《銀河系詩刊》繼1999年10月第29·30期轉載諸葛師申的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之後，2000年9月第31·32期又在“銀河論壇”欄目裏集中轉載或發表了柯岩的公開信和陸棨、冉莊、金紹任、穆仁、賈漫、郭久麟、敖忠、周邦甯、蔣維、苛麥、艾芝的同一觀點的文章。
寧夏的《夏風》2000年10月1日刊登嚴昭柱的文章〈詩國憑何振雄風〉，認為《星星詩刊》組織的“下世紀學生讀什麼詩”的討論，使“選進中學語文教材的優秀的新詩作品，逐一遭到了貶損甚至糟蹋”。
《重慶晚報》1999年12月12日刊載余之思的文章〈論詩壇怪相〉，認為《星星》展開的討論“更具體地把他們‘數典忘祖’的狂妄野心暴露無遺”，這種“司馬昭之心”就是“取而代之”。
2000年，《新國風詩刊》連續幾期在其“詩壇巡禮”專欄，重刊一些對於〈桂林山水歌〉等的鑒賞文字，轉載金紹任、諸葛師申、熊光明和苗得雨的文章，還首發了劉章的〈不廢江河萬古流——關於“中國詩歌教材討論”的議論〉。劉章認為《星星》發表的毛翰等人的文章“不是以歷史的、科學的態度看問題，而是肆意否定名人名篇”，而這些詩“有革命內容、政治內容，才被一些人‘哂未已’的”。還說毛翰的〈中學語文教材新詩推薦篇目〉“更讓人感到遺憾”，“從推薦篇目上看，也有搞小圈子、否定名家、抬高自己哥們之嫌”。
2000年12月，劉貽清主編的《改革還是改向》一書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。書中收集了幾乎清一色的衛道士文章40餘篇，前十來篇集中批判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等關於中學語文改革的呼籲，其他各篇集中批判《星星》和毛翰等關於中學語文新詩篇目改革的呼籲。在〈後記〉中，該書編者說：“這是一本批評借‘改革’之名行‘改向’之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文論集。”“觀20世紀最後三年，意識形態領域的這一股錯誤思潮，其來勢之兇猛、氣焰之囂張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顛峰！顯然，其終極目的是要改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，否定馬克思主義、毛澤東思想、鄧小平理論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，否定社會主義，使乾坤顛倒，媸妍易位，與我們爭奪青少年一代。”其“帽子”之大、“上綱”之高，很是嚇人。
挑戰一方的回敬行動則主要有三：2000年6月號《星星詩刊》發表燎原的長文〈太陽說，來，朝前走──話說《星星》詩刊關於詩歌教材的討論〉，對這場討論作了一個相當全面的總結。文章最後說：“是的，‘不廢江河萬古流’，時代除舊佈新的變革之江河自然將一如既往地萬古長流。只是我的確不喜歡老杜甫這個被人污染了的詩句。因為這個在文革時代使用率極高，以‘爾曹身與名俱裂’的首碼自喻為‘不廢之江河’的真理擁躉者的口吻，太易於讓人產生對那個時代‘滅你沒商量’的霸權話語的聯想。”
2000年6月號《時代青年》以〈詩人楊牧有話要說〉為題，發表楊牧答該刊記者問。此文還以〈歷史點頭才算數〉為題，發表于《文學自由談》2000年第4期。在這篇文章中，《星星詩刊》主編楊牧表示，對方“把自己貼在一個不容置疑的強大標杆上，‘攻擊’‘我’即‘攻擊’‘社會主義文藝’。這種自我定位也實在太霸道，太可笑了。”
2001年第1期《書屋》上發表了毛翰的長文〈關於陳年皇曆，答陳年諸公〉，分別就胡笳、諸葛師申、沙無蘚、金紹任、柯岩等對方主要人物的指控進行了雄辯的回答。這篇文章發表，並被《中國社會科學文摘》《名作欣賞》和《淮風詩刊》等轉載後，對方就再也不大有人出來與之爭鋒了（僅見《名作欣賞》2002年第6期刊出楊文彬的一篇有氣無力的文章〈“陳年皇曆”也可看〉），這場歷時三年多的論爭畫上了句號。 作為“答陳年諸公”一文的補充，毛翰還在《文學自由談》2000年第6期，發表〈陳年諸公的話語方式賞析〉，對雷業洪、苗得雨、金紹任、穆仁、柯岩、諸葛師申等人的文章中的那種“扣帽子、抓辮子、打棍子”式的文革遺風進行了辛辣的嘲諷。
在這場論爭中，明顯分為“挑戰者”與“衛道士”兩個陣營。雙方論爭的焦點大致可歸納如下：
第一，中學語文教材新詩篇目是否存在嚴重問題，是否需要重新編選？
挑戰者認為問題嚴重，中學語文教材新詩選目陳舊僵化，有些作品本身就是特定時期政治運動的畸形產物，具有“假大空”和“粉飾太平”的特徵，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，與教材編寫者所欲貫徹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很不相宜的，甚至是背道而馳的。
女島在〈詩歌教育與新詩危機〉（《星星詩刊》1999年第11期）一文中說：“這就是我們的教科書，口號似的短句，耶穌化的語氣，四書五經般的面孔，一顆又一顆的童心永遠被照本宣科的聲音覆蓋著，被酸溜溜的大話假話空話腐蝕著。”
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，則如葉櫓在〈首先要解決“身首分離”的問題〉一文中指出的：“人的身體已進入八九十年代，而頭腦卻留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。在一些人的嘴裏，當代詩是一無可取。何以故？因為他們違背了五十年代以來的‘傳統’。”另一原因則可能是“以權謀私，以次充優，討好作者，強行攤派”（毛翰〈請君莫奏前朝曲……〉）。
衛道士則針鋒相對地指出： “中學語文教科書中那幾首橫遭圍攻的新詩是真正的好詩，真正的新詩，不是次品而是精品，不是枯枝敗葉而是青松翠柏。在黑暗的歲月，在艱苦的年代，它們是黎明的曙光，是戰鬥的號角；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，它們是英雄的讚歌，是新時代的畫卷。詩人們為人民歌唱，為社會主義歌唱。這些優秀作品的思想精華，適合現階段中國國情，正是新時代人民需要的精神武器。”（熊光明〈什麼是真善美？什麼是假醜惡？〉）
“那些課本中的詩歌篇目，都是嚴了又嚴選出來的，是貼近時代，來自沸騰的現實生活和在藝術上有著高品質，已得到了幾代人承認的佳作，是不愧為教材之‘材’的。”（苗得雨〈也說“陳年皇曆”與“滴水不沾”〉）
而入選教材的那些詩篇是不容懷疑的。“他們以‘霸主’自居，粉墨登場，挖空心思，借題發揮，排斥‘異己’，否定一切！”“無非是項莊舞劍，意在沛公，妄圖以此打倒老的，為新的什麼‘先鋒’開路。”（葉知秋〈全盤否定，辦不到！〉）
第二，關於入選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。
毛翰〈重編中學語文的新詩篇刻不容緩〉指出：“我們是否還在一定程度上受著左的思想禁錮，過於強調作品的思想性？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是老生常談，用不著多費口舌，我只想說，在語文課堂上講到新詩，如果教師講得味同嚼蠟，學生聽得哈欠連天，你的思想性，你的教化功能，如何去發揮作用？”毛翰〈陳年皇曆看不得〉指出：“教科書對於文學作品的遴選，實際上一直有一種傾向，就是重思想教化，輕藝術質地。然而，思想性也包括幾十年無大改觀的假大空腔調和粉飾太平嗎？”
林文詢〈青春缺席〉一文指出：新詩教育“對傳統‘文以載道’的固執，狹隘的理解和扭曲，不管或無視詩文的美質，而只側重所謂政治思想含量及直接教化作用。”
陳良運〈“詩歌美育”續議〉認為，“詩歌美育是一種藝術教育，主要是提高對於詩美的感受和認識”，引導學生“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發揮想像與聯想的能力，並進一步培養探微所隱的能力”。他對於詩歌選目不滿就是因為“長期以來都堅持‘政治標準第一’的方針，尤其是對入選的現當代作品”，“於是政治思想主題明朗而藝術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”進入了教材。
衛道士們則堅決捍衛詩的政治思想教化功能，對上述觀點進行了批駁。
1999年9月15日《華夏詩報》刊載了諸葛師申的文章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，“好像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種錯誤，一種罪過？教書育人能不重視思想教化嗎？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教科書不重視思想教化的，問題是用什麼思想去教化人，彼此有所不同而已。我們的教育要用愛國主義、社會主義、集體主義思想去教化下一代，這是黨的一貫方針，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‘重思想教化’，這是前提。”
余之思〈論詩壇怪相〉認為，“重思想教化是天經地義的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”，而且他認為那些論者提出的詩教育的“審美”說是有問題的：“審美本來不錯”，“可他們錯在以審美為詩歌的唯一標準，和打著審美的幌子反對詩歌的思想性教育性。”
第三，關於〈桂林山水歌〉和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的論爭。
論爭起因于毛翰發表在《星星詩刊》1999年第4期的〈陳年皇曆看不得〉一文。毛翰在文中尖銳地指出：賀敬之的〈桂林山水歌〉在“百花凋零，餓殍遍野的1959-1961年，仍然高唱‘祖國的笑容這樣美’”，在“三分天災七分人禍，數以千萬計的同胞無疾而終的年頭，祖國怎麼還會有笑容？詩人怎麼還有如此的好興緻？”“還有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，此詩也算是以思想性取勝了，可是其藝術成色究竟如何？其藝術構思到底有幾分創意？”同1963年12月號《詩刊》發表的王洪濤的〈莉莉——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〉一詩進行比較後，毛翰聲稱：“說抄襲是刻薄了，有失厚道，但英雄所見略同，‘同’到如此程度，作者和教科書的編者總該有個說法吧。”此文一出，詩壇嘩然，批駁之聲迭起。
諸葛師申說：〈桂林山水歌〉，“我看這首詩的‘藝術質地’就很高，也早有定評。”〈周總理，您在哪裡？〉則“很新鮮，一點也不‘陳舊’，很真摯、很活潑，深情感人，富有生命力，一點也不‘僵化’。”貶低它的藝術成色，說它沒有幾分“創意”的說法“沒有根據”，“毛先生挑不出它的刺來，卻挖空心思，用了‘有失厚道’的非常刻薄的卑劣手段，誣這首詩是‘抄襲’之作。”
金紹任在其〈“輕薄為文”的典型〉一文中說，“毛（翰）第一離奇之處是要將名作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條罪證，一件贓物。”他認為，“盡人皆知，在民間生活中和在很多詩文裏，悼念逝世往往會喊出‘你在哪裡’，數說在這裏在那裏可以見到逝者的遺跡。柯岩正是從生活出發，寫了祖國的高山、大海、森林、大地都在懷念周總理，創造了高於普通生活的壯闊意境，以宏觀式時空的聯結和交響來塑造一代偉人的形象。”“柯岩的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〉和王某悼念女兒的詩，無論從內容，藝術構思或整個藝術創造，以及它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引起的強烈反響和教育作用都有天淵之別。”關於〈桂林山水歌〉，金紹任認為，毛翰對的批評“遠遠超出了對一首詩的評價。他提出了一套文藝創作的一種根本觀點和標準，當人民處於苦難中，祖國是沒有笑容的，所以‘真正的詩人’也沒有笑容，不能寫山繪水，只能歎哀言愁。這麼說，該被槍斃的又何止一篇〈桂林山水歌〉！”
1999年11月11日，柯岩在〈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並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信〉中說：“《星星詩刊》刊登許多文章用‘文革’大字報批判式的語言，對我國從郭沫若、艾青、臧克家……直至區區如我者，批了一大批詩和詩人。”“為了進一步地製造混亂、蠱惑人心，居然還無中生有的明示（《華夏詩報》發表為“明示”，〈改革還是改向〉一書收入時改為“暗示”）讀者：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〉為‘抄襲’之作……”
其後，1999年12月6日，《星星詩刊》編輯部在〈致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覆信〉中稱：“我們認為，柯岩同志有重大影響的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〉並非抄襲之作。毛翰文中‘暗示“抄襲”’的語詞的出現，是我們審稿失控所致。我們對此已有反思，並感到內疚，特向柯岩同志道歉。”“我們仍以學術討論的方式來辨明是非，消除其負面影響。”
在2000年2月25日《華夏詩報》刊登了柯岩〈致《星星》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〉，說“我至今沒有讀過你們所說我‘抄襲’的王詩”，“你們的所作所為確實觸犯了法律，關鍵在於我是否告訴——起訴”，“律師們還提醒我，必須同時聲明：‘我此刻不起訴，不等於我以後也不起訴，因為一切都是以時間、地點、條件為轉移的。也就是說：關鍵還要看你們下一步怎麼走。”這封信的語氣耐人尋味，有人說體現了柯岩的“胸懷博大”，有人說她“色厲內荏”，對於勝訴並沒有把握。
《星星詩刊》2000年第3期發表署名藍青的文章〈霜葉紅於二月花——重讀柯岩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〉，將其與王洪濤的詩進行對比，得出結論：“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是一個獨立自足的詩歌文本！”
2001年1月，毛翰的文章〈陳年皇曆，答陳年諸公〉在《書屋》雜誌上發表。針對諸葛師申為〈桂林山水歌〉是否粉飾太平的辯護，毛翰舉出賀敬之1959年所作的另一首〈十年頌歌〉的段落作為旁證：“請問呵，／──千里災區何處有？／紅旗下──／一片歌聲笑聲中！……／共和國呵，／這就是你／一九五九年的／壯麗的／面容！”“在我們／前進的道路上，／在我們／大躍進的／萬馬叢中：／有那麼幾個／‘心病’患者……”“什麼‘得不償失’呀／什麼‘太快、太猛’”“‘不識廬山／真面目’──／只因此心／向右傾……”繼而感慨，“可歎彭德懷元帥為民請命，無力回天，失事之後，還要受這種‘真正的詩人’的嘲罵。”針對沙無蘚為〈桂林山水歌〉的辯護：“謗者意猶未足，便力圖從創作該詩的時代背景上打開缺口，指責此詩寫於1959年7月，整理於1961年8月，這一時期正遭天災人禍，詩人還歌唱‘祖國的笑容這樣美’豈非有意粉飾？豈非毫無心肝？……究其實，有許多事情是事後才明朗化的。那個時候能夠洞悉災難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禍？”毛翰回敬道：“未能洞悉人禍，便來粉飾太平，這粉飾就有理了？未能洞悉人禍，便來謳歌人禍，事後就可以毫無歉疚和懺悔，就可以永遠盤踞教科書了？彭德懷元帥沒有詩人桂冠，他在1959年卻‘能夠洞悉災難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禍’，有一首與‘祖國的笑容這樣美’迥異其趣的民歌：‘谷撒地，薯葉枯，青壯煉鐵去，收禾童與姑。來年日子怎麼過？我為人民鼓與呼！’就與彭德懷的名字聯繫在一起。面對這位心有良知、面無佞色的血性漢子，你的辯護還能氣壯如牛嗎？”在“答金紹任先生”一節中，毛翰將原載《詩刊》1963年12期的王洪濤的〈莉莉——寫給在抗戰中犧牲的小女兒〉和柯岩的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兩詩都全文錄入，讓讀者鑒別。他寫道：“王、柯二詩構思雷同，並非我一個人的看法。1999年11月，我參與主編的《新中國50年詩選》研討會在北京中國作協大樓召開，與會的詩評家楊匡漢先生對詩選的批評意見之一，就是‘為什麼要選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〉，這詩是模仿王洪濤的嘛！’眾人哄笑，笑他大概很久不看《星星》了，全不知外間正為此事吵得熱鬧。我只解釋說，此書的編選原則有別於課本，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。”毛翰還指出：柯岩這首詩用“革命征途千萬里，他步步緊跟毛主席”來概括周總理的一生，可是，毛澤東五十年代以後犯過許多嚴重錯誤，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。”（鄧小平〈對起草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”的意見〉）一口咬定周總理“步步緊跟”，究竟算是對周總理的讚美和歌頌呢？還是對周總理的諷刺和污蔑呢？最後，在“答柯岩先生”一節中，就柯岩〈致《星星》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〉，毛翰感慨道：“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覺也太深太久了：‘能想到直到今天它們在人民群眾感情中的份量麼？’她說的這‘人民群眾’是誰？難道那麼多公開表示不喜歡，公開表示厭惡，甚至‘以極其不負責和極端輕蔑態度侮辱、中傷’的人們，包括廣大中學師生，都不是‘人民群眾’嗎？”“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夠放下前輩盟主的架子”，“不再計較個人得失，為‘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’而欣慰”。
這場討論是在詩寂靜了很久以後進行的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，一時間，詩人、學者、教師和學生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。討論中提出的許多意見，如果按照正常的學術討論的邏輯展開的話，有可能使困擾詩界與教育界的一些問題得以解決。然而，由於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觀念和既得名利，改革呼聲受到了圍剿，發起這場討論的《星星詩刊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，不得不做出違心的妥協和退讓。有的報刊懾於權勢，很不情願地做出有損自己形象的表態，例如1999年12月23日《文藝報》和2000年3月號《詩刊》分別轉載諸葛師申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的一面之詞。《詩選刊》1999年第5期在其“詩壇焦點”一欄將王洪濤與柯岩的詩同時刊出，即被指控為“貌似公平，卻別有用心”（何之〈對“何其相似”冤案的群眾判決》）。
然而，中學語文教材的新詩篇目的問題畢竟是有目共睹的，無庸置疑的，所有的辯護都是蒼白無力的。這場討論結束後（或者說，中斷後），中學語文教材已經重新編寫，舊版本中被質疑的詩篇大多已經被撤換，賀敬之〈桂林山水歌〉、柯岩〈周總理，你在哪裡？〉等均未能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。今天，我們可以對雙方的意見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了。挑戰者一方的論點不免有不甚準確或偏激之處，但不得不承認他們的改革建議是具有建設性的，批評意見多是切中要害的。而衛道士們的辯護缺乏學理性，顯得顢頇而蠻橫。如果問，這場討論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什麼，我認為是衛道士們的話語方式。
其一，將正常的學術討論引入非學術討論的軌道，給對方的觀點上綱上線，定性為“資產階級自由化”之類，籲請權力部門干預。譬如，諸葛師申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說毛翰等人的文章“是否定在左翼文藝、延安文藝、新民主主義、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詩歌”，宣稱“社會主義文藝如日月經天不是你幾板斧就砍得了的”。陸棨〈我對這場論爭的看法〉稱，“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在這社會變革時期，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，各種利益的代表人物，都要在各社會領域包括各文化領域裏發出有利於自己的聲音，其中有一種聲音就是要否定五十年來，特別是前三十年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成就，其目的怕是不言而喻的吧，那恐怕就是‘取而代之’的了。”對詩教材有異議，提出改革意見，就是“否定党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成就”，就是“大放厥詞，任意褻瀆國家的尊嚴”（沙無蘚〈危言與狂言：世紀之交的浮囂〉），這也太離譜了。
劉貽清則有〈一個“退役老兵”的不吐不快之言〉：“近兩年來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魔爪已伸向中學教育的語文教科書了！”“我希望各級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，對這種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理邪說要認真對待，嚴肅清理。因此種思想文化和教育戰線上的歪理邪說危害性極大，它影響下一代的健康成長，關係著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，切不可小視而漠然處之。”明白無誤地籲請權力部門出手干預。有趣的是，就是這位劉貽清，《改革還是改向》一書的主編，他在這封散發很廣的給領導人和權力部門的檢舉信的開頭，自報家門：“我原在上海市第六女中任教，1958年被錯劃為‘右派’後，主動報名支援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教育事業，挈婦將雛，紮根塞上。錯劃對我來說，確是壞事變成好事……”原來是一個右派分子，刺配塞外幾十年後，居然還自作多情，自稱什麼“退役老兵”。無獨有偶，再三發表火藥味極濃的衛道文章的“穆仁先生1957年還被錯劃過右派，戴帽改造二十二年，那可真叫‘錯劃’呀！不過，久病成良醫，久囚成獄卒，他把當年給他劃右派的那些人的那一套把戲全都學會了，如今正要如法炮製，也給我輩錯劃一回呢！”（毛翰〈陳年諸公的話語方式賞析〉）
“這事情不免使人歎氣：中國文人盼了多少年的‘百家爭鳴’，為什麼一旦有了爭鳴的機會，卻不能平心靜氣地進行文學見解上的平等對話與交流，卻總是想把文學問題搞成政治問題或法律問題，去聽候政治家與法官的裁決呢？”（石天河〈從讀詩談到打官司掉價〉）其二，攻其一點不計其餘，或斷章取義，隨意歪曲對方觀點。例如《華夏詩報》上賈漫的文章〈否定老一輩詩人就是否定了一個時代〉，標題就夠武斷的了，（依其邏輯，否定〈桂林山水歌〉和〈三門峽——梳粧檯〉的作者，就是否定浮誇風盛行的大躍進時代，又何罪之有？）文中說，“毛翰等人，竟對當代優秀詩人的優秀詩歌，如此大言不慚，妄加撻伐，稱之為‘老皇曆’，無非是為了妄圖打掉‘老的’，換上他們自己的所謂‘新的’。”穆仁〈核心是否定新詩六十年的成就〉認定，“毛翰的〈陳年皇曆看不得〉表面上是針對中學詩歌教材，其核心則在否定建國前30年甚至否定過去60年新詩的光輝成就，否定新詩的革命傳統……”這是典型的曲解。毛翰的〈陳年皇曆看不得〉分明是說：“本世紀中國新詩有一首一尾兩個高潮，近20年的輝煌成就，已使此前一些年頭的作品相形見拙，某些流派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。改革開放前流行的那種頌歌和戰歌，大多有著明顯的時代局限……”這裏所謂“陳年皇曆”，顯然是一個特指，特指“改革開放前流行的”賀敬之《放歌集》之類的“那種頌歌和戰歌”，而所謂“本世紀中國新詩有一首一尾兩個高潮”，那“一首”當然包括著郭沫若、馮至、徐志摩、何其芳、艾青等等，豈是簡單地以時間劃線？
關於“思想教化”與“藝術質地”問題，衛道士們反駁的理由，不外乎認為對方反對思想教化，可是當我檢閱對方的文章時，卻沒有看到任何否定思想教化的字樣，只是強調“側重點”而已。無視這一點，主觀地展開自己的推理：“好像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種錯誤，一種罪過？教書育人能不重視思想教化嗎？……”無異于堂吉訶德式的與風車作戰，不免顯得滑稽可笑。
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，諸葛師申〈不廢江河萬古流〉一文說：“80年代學生對朦朧詩還掀起過一陣熱潮，現在早已煙消雲散了”，原因是“那種朦朦朧朧、虛無縹緲、脫離現實的詩學生們已經不愛讀”，而且那種詩歌“從內容上來說，脫離現實，脫離現代人的思想感情”，“矯揉造作，虛情假意”，“語言晦澀，不合文法”，“太自由化”……這位諸葛先生真是桃花源中人，不知有漢，何論魏晉，居然以為北島、舒婷為代表的“朦朧詩”早已煙消雲散了，如此偏狹無知，何足論哉。
其三，自以為是，缺乏必要的自我批評與自我反省的精神。作為被批評的詩人之一，柯岩在這場論爭中最為活躍，又是〈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並中國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的信〉（見劉貽清主編《改革還是改向》，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4月版），又是〈致《星星》詩刊主編楊牧的公開信〉。其信中沒有一句提及批評意見中可能存在的中肯之處，反省自己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點或局限，以及對讀者對青少年學生的歉疚和不安，卻只是一味地自以為是，在公開信中這樣教訓《星星詩刊》主編：“直至區區如我者，點了一大批詩人的名”，“你想過他們的這些詩曾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麼？知道這些詩人和他們的詩教育了幾代人健康成長麼？能想到直到今日他們在人民群眾感情中的分量麼？”
被批評者如此，被批評者的辯護士亦複如此。例如《華夏詩報》2000年8月25日刊載胡世宗〈新詩光芒誰能泯滅？〉一文，對陳良運所謂“政治思想主題明朗而藝術較次或很差的作品，乘機進入了語文課本”表示反對，認為陳良運的觀點自相矛盾，“自打嘴巴”。他說：“誰都知道，任何經過歷史和群眾檢驗過的名篇，它不只既有凝重的思想深度，又有很高的藝術水準”，“上述他所否定的詩作，就曾經在歷史上長期‘存在’過，而且是被歷史肯定過的名篇，也就是思想主題和藝術創造都達到了和諧統一的、水準很高的作品。這是誰也否定不了的，它的光芒任誰都抹殺不了。”這種“三段論”式的邏輯推理實在蹩腳，他忘了，人們現在對於這些詩的批評與質疑，仍然屬於“歷史和群眾檢驗”。衛道士們總是把“早有定論”、“早有定評”、“經過歷史和群眾檢驗過的”之類的話掛在嘴邊，實在是一種不好的習慣，總讓人聯想到文化專制和話語霸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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